(25)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湘04刑终188号。

法治的社会主义底色还体现在对和谐稳定的追求上。一刀切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大刀阔斧蛮不讲理，这势必导致原有矛盾的激化。

多元政治的持续发展否定了历史的终结论，与此相应地，法治的发展也不可能定于一尊。具体来说，在十个方面上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底色：一是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家中心主义法治与国家建构主义法治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强调了国家作为主体的本位意涵，在实践中很有可能消弭社会与个人。(29)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14页。不过，与自由主义的反国家特征相比，自由主义这一特征不够彰显。

就议题本身而言，上述三种立场都给予了冷峻、客观的分析，且不乏洞见。(77)参见蒋立山：《法治改革的方法论问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4期，第3页。公权必有公民资格之人，如成年以上男子及未受刑法剥夺者方可享有。

区分了权利与反射权，权利是法对于特定人所认可的利益，直接享有，而反射权并非直接自法而生，而是因国家保护全体国民或部分人民、或者限制全体人民及行政机关而间接获得的利益。1898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卷六法律门》中提及井上毅著《内外臣民公私权考》（一名宪法衍义之一），其后作按语称：聚大众则不能无律法以治之，族有谱，国有法，天之理也。不过，该文所说的公权，据日本刑法所载，即公民权是也。首先需要从总体上继承私人公权的传统体系认知，把握国家与私人的基本关系，再进一步予以体系化、具体化和制度化。

究其精微，虽可贯彻，考其实际，则不相同之二义者，一为客观Objectif，一为主观Subjectif。国家在国内法上的公权依其内容可分为形成权、强制权及公物权三种。

[3]也就是说，该文所说的公权就是刑法上剥夺公权的公权，比公权的含义窄。1915年,耶利内克公权论中的联邦的公权被译为中文,介绍了联邦的属性、邦相对于国家的被动状态、消极状态、积极状态和主动状态等。[23]参见张焕光、胡建淼:《行政法学原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196页。[26]参见方世荣:《论行政相对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82页。

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5] 1908年，杨廷栋在其《法律学》中对公权的认识是：公权者，个人对于国家公共事务有所应得之权利是也。[14] 与通常的两分法不同，范扬按照主体不同将公权分为国家的公权、自治团体的公权及人民的公权三种。从行政法律关系的逻辑上说，国家公权无疑是可能的。

权利者，因欲主张特定之法律利益而受法之保护之意思之力也。该书模仿私法，将国家公权大致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两种，前者国家的权利可以对抗一般人民，后者国家的权利仅可对于负义务的各个人民主张。

（三）作为个人权利的公权 随着公法概念由国际法转为与私法相对的概念，公权概念也由刑法的维度转为了公法维度。公法上依法律保护，出其意志，进而主张利益者，是公权。

[33]狄骥自身也承认，主观法与客观法的术语源自德国，虽然被讥为不当，但也没有更好的表达。虽然我国对公权利理论的吸收目前还局限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定，但这一传统学理的当代价值更在于：其对个人权利的探求是在实定法中找到连接点,并借助请求权的解释框架和学理,有效避免因为现代行政作用效果不断扩散所导致的个人自由的无轮廓和无边界,个人权利也因此获得稳定清晰的实定法基础。[41] 五、结语 综上来看，从公权蜕变为公权利，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在公权中，国家的公权被排挤出去，仅剩余私人的公权，而剩下来的私人公权则以公权利的形式得到呈现，公权利的内涵也变得更为明确。在公法关系上，国家与个人并不平等，故而，虽然同为公权，但内容迥异。同时也需要根据新的需求，在多方行政法律关系中形塑第三人公权利，如此也将形成更为复杂的公权利系统。[1]黄遵宪将公权解释为国民固有的权力（权利），似与人权相近，但内容上更与剥夺政治权利相近。

另一方面亦为国家的公益而存在。我们可以通过第三人公权利来形塑私人与国家以及私人与其他私人之间的关系，保护私人自由领域免受国家权力‘吞噬，排除其他私人所造成的危险。

不过,该书也将常说的客观法翻译成了客观权利。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1期。

[31]刘某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书,2017年4月26日。[7]参见作新社编译:《行政法》,作新社1903年版,第21—28页。

[19]苏联行政法学是将国家管理作为行政法学的核心概念，围绕国家管理的基本原则、国家机关和国家职务、国家管理法令、执行国家管理法令的措施、保证国家管理合乎法制的监督方法等来展开，一般不谈公民在行政法上的地位和权利等内容。国家赋予臣民以请求权，是担心保护不周而使其自行请求，主要有诉权和请愿权两种。其三是参政权，个人作为国家的机关，有参与国家意思作成的权利。不过，此后有一个译者注：读者至此，可知法人于法及权利上加客观及主观之形容词，乃因其文字之缺点使然。

[27]这是在权利义务法理学之下所作的理解。公法人格是被动的，臣民自身没有请求的自由。

只有将私人之间的平等维度和私人与国家之间的自由面向结合起来，我们方可有效地刻画现代国家中人的完整图像。进入新世纪之后，公权论借助于公权利的概念再次兴起，并逐渐侧重于第三人公权利的保护，回应了新的时代关切，这也将成为公权论新的增长点。

何也？私权与生俱来，法之所以认也。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还包括基本权利派生的权利以及其他一般权利，行政相对人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在行政法上的具体化，存在于行政法律关系之中，是需要通过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而获得、发展和得到保护的利益。

在宪法学上，公权概念后来更多为基本权利概念所取代。[20]参见应松年、朱维究编著:《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 985年版,第27—28页。公权规定于公法，立于不对等地位者共同之权利也。[32]1913年翻译出版的狄骥著作指出：法Droit之一字，有二义焉。

在明确作为公法上权利来使用时，又有两种用法。公权论以公法与私法的区分为基础，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作为法律关系来认识，从总体上概括性地研究其法律关系的内容，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体系性。

不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国家权力也可是国家权利，与权利具有共通之处。权力的指向对象是特定的,且权力拥有者与权力对象地位不平等。

而利益则不像权利充满法律性，虽然利益有时也受法律保护，但并不似权利所受保护确定与坚强。该书对行政相对人首次作出了体系性研究，对行政相对人的类型、权利、行为、作用等均有分析。